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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建设出版强国提法的历史考察 

　　出版强国目标的提出，是出版业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也是出版界不断走向自信的结果。对于出版强国标准的认识，也有一个历史过程。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，首次提出“出版强国”这一口号的是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的胡守文，他在1996年年底召开的中国编辑学会青年编辑委员会“第二届跨世纪出版战略研讨会”上提出：“研究跨世纪出版战略，其终极关怀的目标就是怎样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，或者应该有一个出版的‘强国梦’。”2005年12月27日至28日，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会议通过了新闻出版总署党组的工作报告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繁荣发展》，报告提出：“综合考虑未来五年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趋势和条件，‘十一五’时期，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向世界强国迈进要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，继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。”这是出版强国首次进入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报告，也可以说出版强国建设的目标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认同。当然，这次会议并没有对出版强国的目标进行描述。 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多位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，在不同场合谈到出版强国建设问题，可视为建设出版强国目标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。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、2019年正式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》，把建设出版强国作为目标，标志着这一目标从部门向中央的历史性转变。 

　　二、出版强国目标的历史演进 

　　出版强国口号提出之后，各界对出版强国的标准或标志进行了研究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一些强国标准。 

　　2010年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，不仅认可了出版强国的提法，也对出版强国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全面、详细的描述，提出今后十年我国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发展目标是：到2020年, 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GDP的5%左右，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；基本实现全国年人均消费图书6册，期刊3.2册，报纸每千人日均130份以上；数字媒体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特别是要使新闻出版业发生质的飞跃，形成有利于新闻出版科学发展的新格局。既有定量指标也有定性目标，表明对出版强国的认识更加全面。 

　　对照2010年提出的出版强国发展指标，到2020年有的指标基本实现，也有一些指标与预期目标还有较大差距。基本实现目标值的是图书册数，2020年全国图书总印数过103亿册，人均拥有图书超过7册，图书纯销售83.6亿册，人均近6册。其他几个指标则没有实现目标：2020年我国GDP总量为101.6万亿元，如果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%，新闻出版产业的总值则要达到5万亿元，但当年出版印刷发行业营业收入近1.68万亿元，加上数字出版的1.18亿元，出版产业收入近2.86万亿元，与5万亿元的目标相去甚远。全国期刊总印数为20.35亿册，人均只有1.44册，报纸总印数为289亿份，千人日均近56份，与预期目标有较大差距。报刊指标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数字出版快速发展，媒体融合日渐深入，媒体形态发生重大改变。 

　　三、出版强国的国际考察 

　　已有文献中，被称为出版强国的国家有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韩国等，荷兰被称为科技出版强国。但为什么被称为出版强国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到目前为止，业界学界没有形成关于世界出版强国的指标体系，也没有明确的定量指标。出版强国虽与国家经济规模、图书出版销售规模有关，但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，出版强国有其特殊的内涵，尤其有独特的价值标准。 

　　过去对世界出版强国的认知，主要的评价维度是图书出版品种、图书销售册数与收入、图书与版权输出数量等，既没有包括报纸、期刊、音像电子出版物及数字出版的出版，也没有包括印刷产业，甚至发行也不完整。因此，所谓的出版强国，主要指图书出版发行强而已，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图书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的重要地位。 

　　就图书出版的相关指标而言，我国与出版强国相比，既有优势也有劣势。我们的优势是图书品种、图书印数、图书销售规模巨大，已经居于世界前列。我们的劣势是我国人口规模庞大，许多人均指标都低于发达国家，特别是我国图书的海外影响力还难以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。 

　　出版物的海外影响力和出版企业的国际竞争力，绝对是一个出版强国的重要标志。出版物的海外影响力可从图书出口、图书版权贸易等指标考量，在这两方面，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 

　　过去对世界出版强国的认识并不全面，仅以传统的图书出版指标进行评价与判断，不仅没有指标体系，也没有考虑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。在研究我国出版强国建设的过程中，需要加强对世界出版强国的研究，以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与目标。 

　　四、如何认识出版强国 

　　笔者以为，对强国的标准的认识应是动态的，是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与出版业发展与时俱进的。制定出版强国标准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，也要看到竞争对手的新变化。当下要建设的出版强国，是新型的出版强国，不仅要有强大的传统出版，也要有强大的数字出版，不仅要有强大的对内服务能力，更要有强大的对外传播能力。 

　　一是产业维度。产业维度指标可包括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、行业增加值、世界级出版企业等。产业维度体现的是行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。讲经济是基础，基础强大，行业才能稳定，才能在对外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。 

　　二是事业维度。出版是一项精神文化活动，首先满足的是人们对内容的需求，因此出版物品种、数量需具有一定的规模，才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。 

　　三是国际维度。判断是不是出版强国，不能只和自己比、和过去比，而是要放眼世界，要和发达国家比，要和出版最强的国家比。如果没有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物、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、作家，就不可能是出版强国。 

　　四是历史维度。可为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出版物？三五十年后再版图书有多少？我们不能只消费前人、外国人，也须创造出让后人、外国人消费的时代作品。历史的维度反映的是当代人思想文化科技创新水平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既要继承前人的文化，更要创造我们的时代文化，不能创造具有独特时代特征的中国文化，不能成为文化强国、出版强国。 

　　五、如何实现出版强国战略目标 

　　按照中央确定的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，出版强国的建成时间不能迟于2035年。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，出版强国建设的路线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：“十四五”时期是第一个阶段，主要是打下坚实基础，补短板、强重点；第二个阶段从2025年到2035年，从全面建设到最终建成出版强国，最终实现出版“强国梦”。在出版强国的建设过程中，要在几个方面发力。 

　　一是强产业。强产业的前提是强企业，要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或企业集团，培育世界一流出版传媒集团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；深化国有出版企业改革，赋权企业、赋责企业、赋能企业，建成现代出版企业；扶持与引导非公有文化企业发展，形成完善的现代出版产业体系。 

　　二是强事业。强事业主要是提升原创内容生产能力与出版的公共服务能力。要培育多个具有强大内容生产能力的出版企业（集团），鼓励与引导网络文学、知识服务、短视频等新型内容生产企业发展，发挥其文化新业态的积极性；加大阅读基础设施的投入，深化全民阅读活动，建设学习型社会。 

　　三是强对外传播。发挥出版在营造优良的国际舆论生态环境方面的独特优势，提升出版“走出去”效能；要主动设置议题，引导、引领舆论热点，要分析不同国家政治、文化等的差异，做好出版物的精准出口；在关注一般受众的同时，把对外出版目标人群向“Z世代”转移，把争取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作为目标。 

　　四是强技术。技术强是出版强国的最新特征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出版行业，深刻地改变着出版的生产方式、服务方式、传播方式、管理方式，改变着阅读方式。要建成出版强国，必须有强大的技术支撑与保障。 

　　（本文转自《编辑之友》2023年第8期，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，党委副书记 魏玉山。）